電影‧人生‧夢

許久之前我是個單純的影迷，然後因為一直寫電影評論漸漸變成俗稱的影評，後來我陸續做了許多和紀錄片推廣策劃有關的工作，也跑去國外看紀錄片影展好多次。很意外地，今年在偶然的機會中接下了紀錄片雙年展影展統籌的工作，主要負責節目的策劃還有很多很多，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算是我的第一次，時間雖不是很長，但卻是嘔心瀝血呢！也很認真的去完成每件事情。我要說的是，今年我們很用心挑了許多非常棒的影片，如果不好好的宣傳就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寫了這篇推薦片單，期待能有點效果。前十名按照自己喜好程度排行順序，其他按照單元推薦！都很值得一看。所以沒有什麼冷門場熱門場的區分啦！

─Kidlat Tahim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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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E. SAN JUAN, Jr.在一篇介紹Tahimik電影的文章中提到：「也許可以這麼說，Tahimik的電影都和記憶的創建與銷毀有關，他的作品以一種批判卻同時具有創意的方式，思考著在國家的歷史中，什麼是必須保留給後代，重要而有價值的記憶和事件。」（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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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六年多，修剪了30多個版本，在獲得國藝會的部分補助後，吳星螢終於完成了這部紀錄反高學費運動的紀錄片《粉墨登場》，並在2009年的9月底展開了獨立巡迴映演，從台北的典藏藝術空間出發，採取售票方式，靠著賣力的宣傳和口碑相傳，在全台映演了超過40場，吸引了超過2000名觀眾。

吳星螢笑稱自己的紀錄片為「芭樂紀錄片」，希望能跳脫出一般觀眾總將紀錄片視為沉重、嚴肅的印象。片中雖以議題導向，涵蓋著對高學費的發想與探討，但更多卻著重在運動夥伴間的同志情誼，以及生命所經歷中各種酸甜苦辣。

《皇帝的玩具箱》是台灣公共電視與ARTE法德藝術電視台首次合作所完成的藝術紀錄片。ARTE電視台是全世界公視的指標，他們不僅提供平台播放前衛、實驗性強的各種影片，同時也在全球各大影展或論壇成為投資者，贊助優秀的影像工作者完成他們的作品，這次合作可謂意義非凡。

而另一個難得的是，他們要進入故宮博物院，並設法說服故宮提供名貴的古物，接受紀錄片的拍攝案。這當中包括複雜的行政手續、觀念的溝通、合約的擬定、前製的研究、歐洲台灣文化的差距……等等，光是這些，所付出的心血就令人難以想像。這也使得《皇帝的玩具箱》最終歷時兩年，所有人都非常期待最後的成品。

自90年代中葉之後，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向前躍進了一大步。第一所紀錄片學術單位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在1996年成立、首屆台灣紀錄片雙年展（TIDF）於1998年創辦、1999年公視專門播映紀錄片的「紀錄觀點」節目開播，由政府委託民間團體主辦的「地方紀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也在1995年至1998年間培育了許多人才。

許多年之後，另一波高潮再起，不少紀錄片紛紛躍上院線市場，台灣紀錄片也漸漸開始被民眾所熟知。假如提起了《翻滾吧！男孩》、《生命》、《無米樂》……等影片，相信許多觀眾一定會點頭如搗蒜，直說這些紀錄片有多麼好看，然後聊起因為看了這些紀錄片而帶來的快樂、感觸或是啟發。

「當你拿到紀錄的工具，紀錄什麼會最有價值？這樣的思考根深蒂固的在我的內心裡。我會認為去紀錄外在的，我們所不了解的東西，那些被忽視的、快消失的、被踐踏的、被壓迫的最有價值，也就是所謂弱勢者的部分。因為那些有權勢的人，已經有太多資源在他們身上了。照顧那些沒有被媒體照顧到的人，是我從做記者以來就一直抱持的思維想法。」

當我們談到拍攝紀錄片的選擇和題材時，蔡崇隆如此奮力地說著……

紀錄片《赤陽》的開場，是導演陳志和拿著攝影機拍攝自己的年邁叔公。八十幾歲的叔公搭著拐杖，體態瘦弱。他以緩慢的動作翻箱倒櫃找出以前在南洋從軍的泛黃照片和書信，然後用虛弱的聲音訴說著過往的故事……

《赤陽》所記錄的，是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徵召台籍青年投入太平洋戰爭，許多台灣人被枉殺或冤枉淪為戰犯的故事。這段歷史鮮少有人知道，在拍攝的過程中，導演也才赫然發現自己的叔公原來參與了這段歷史，於是開始紀錄叔公，希望以口述的方式傳承歷史。但令人遺憾的是，影片還未完成，叔公就過世了。

打開電腦後，林建享從我的最愛中找出「台灣社會人文影音資料庫」網站，接著鍵入關鍵字「打獵」。看著螢幕出現獵人獵殺動物的畫面和分鏡描述，林建享露出燦爛的笑容說：「你現在看到的，都是我的青春。」

接下評審工作之後，一直處在某種焦慮狀態。一來，本屆南方影展紀錄片投件數量多達80部，和往年較不同的是，這次更包含了18部來自中國、香港的紀錄片；二來，只剩下一個月的看片時間，要記住所有影片的內容，對體力和腦力都是一大考驗；三來，擔任評審工作總會有許多自己強加給自己的無形期待和壓力。

為了逃離這份焦慮，我一直等待著評審會議的來臨。林泰州老師、許慧如導演和我，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討論，終於挑選出了10部入圍影片。名額的限制，對每位評審來說都是痛苦的難題與掙扎。每每當討論僵持不下時，有時就必須以近乎抽絲剝繭的嚴苛態度來檢視作品。這對我來說，其實是極為難受與難為的心情。

由加拿大電影局（NFB）和Eyesteel Film公司一起投資製作的《Remix宣言》（Rip: A remix manifesto），是部觀念創新、思緒清楚、又頗富娛樂性的紀錄片。2008年時，先是在全球規模最大的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IDFA）裡得到了最佳觀眾票選獎，進而開始展開全球影展和電視台的放映之旅，獲獎無數。

我在2009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IDFF）終於看到這部大名鼎鼎的影片。影片開始之前，導演Brett Gaylor上台向觀眾打招呼，他開玩笑地說電影裡有俗稱的「好人」和「壞人」，當好人出現的時候，觀眾可以盡情喝采或尖叫，當壞人出現時，則可以開他汽水，用力的噓！

歷史題材，常常是紀錄片裡的重要主題。一般而言，在傳統的觀念中，紀錄片總強調著社會意義，被認為題材必須和社會有所關連性或前瞻性。然而，隨著時代的推進，紀錄片本身所負載的社會使命或關注主題，事實上也因為各種不同的要素（如社會氛圍、攝影機的進步）而開始有所改變。

像是過去總被認為小眾、耽溺的自拍或家庭電影（home movie），近年來成為一種新興且越趨重要的創作趨勢。這些個人的故事看似與大眾清淡無關，但每一則從獨特視角出發的私密故事，代表的就是每一位常民的生活故事。在歷史的意義上，他們挑戰著過去那些經由「書寫權力」的選擇後所決定呈現的大歷史，卻也同時進行補充和組合，嘗試著在大歷史中騰出自己的位置並擁有自己的記憶。

許多人把2004年、2005年，甚至2006年紀錄片（包括《跳舞時代》、《生命》、《翻滾吧男孩》、《無米樂》、《醫生》、《奇蹟的夏天》…等等）上院線獲得高票房和好口碑的現象稱之為「熱潮」，也有人盛讚紀錄片將成為台灣電影的「新希望」。無論這些說法是否公允或過誇，在這段期間裡，確實因為許多事件開拓了社會大眾對於紀錄片既有的看法和認知。

而2007年，作為緊接在這紀錄片「前所未有」熱潮後的一段時期，台灣紀錄片於這一整年中的表現和發展，除了將與過去產生對照意義，它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其實也在於無法與這段熱潮切割。換句話說，綜觀來看，2007年台灣紀錄片種種事蹟的最大意義，將是重新認識這波「熱潮」，以及為這段時期在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史上定調。

《沿江而上》在去年（2008）的台灣金馬獎奪得了最佳紀錄片。但事實上，在金馬獎的歷史裡，鮮少有國外的片子來參加，紀錄片獎項在金馬獎中也不太被重視。導演張僑勇是在加拿大長大的華人，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台灣人，此片當時也在日舞影展、阿姆斯特丹影展…等大放異彩，奪得不少獎項。

拖拖拖，懶懶懶。這篇文章雖然不算正式，但是放在心裡很久了。終於，在這個失眠的夜裡，我要一股作氣的寫完。但，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失眠也說不定，希望寫完之後可以好好的睡覺。

總之，這篇雜文是要來談談自己對2008年紀錄片的參與體會和觀察。我不是一個紀錄片拍片者，而比較接近推廣者。某種程度上，選擇以推廣和評論的方式來表達對鍾愛事物（紀錄片）的熱情，大概也是明白了自己的性格和天份適合做些什麼吧！就像不能勉強每個人都喜歡吃青椒，或是背上背包就可以到處去旅行一樣。

電影裡的電影導演不只一次這樣發問，不只一次想透過藝術創作治療自己的創傷……

雖然最近最熱門的話題都是金馬獎，但其實我的心裡卻都仍掛念著「社區導影」的那些參與團隊。「社區導影」是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第一次舉辦的影像競賽，參賽者是全台各個社區大學的學員團隊，每部作品約15分鐘，都是在兩個月內完成的短片。我很榮幸受邀擔任評審，並與黃英雄老師和鄭文堂導演共事。看完了這些初試啼聲的非專業素人作品，其實帶給我很多的想法和刺激，當然，我也有自己的觀察和意見，以下就是我的評審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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