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生‧夢

許久之前我是個單純的影迷，然後因為一直寫電影評論漸漸變成俗稱的影評，後來我陸續做了許多和紀錄片推廣策劃有關的工作，也跑去國外看紀錄片影展好多次。很意外地，今年在偶然的機會中接下了紀錄片雙年展影展統籌的工作，主要負責節目的策劃還有很多很多，花了一年的時間……

「對我來說，『第三世界』的意義是『思考的方法』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例來說，車子在路上拋錨了，『第一世界』的人會舉雙手投降，但如果是菲律賓人的話，在附近的人都會靠上前去，用盡所有的方法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第三世界』這句話指的是『彈性的思考方式』以及『軟性解決的智慧』。」─Kidlat Tahimik

學者E. SAN JUAN, Jr.在一篇介紹Tahimik電影的文章中提到：「也許可以這麼說，Tahimik的電影都和記憶的創建與銷毀有關，他的作品以一種批判卻同時具有創意的方式，思考著在國家的歷史中，什麼是必須保留給後代，重要而有價值的記憶和事件。」（註1）

「It is as near to you as your life, but you can never wholly know it. 」─Ranbindranath Tagore

經歷了六年多，修剪了30多個版本，在獲得國藝會的部分補助後，吳星螢終於完成了這部紀錄反高學費運動的紀錄片《粉墨登場》，並在2009年的9月底展開了獨立巡迴映演，從台北的典藏藝術空間出發，採取售票方式，靠著賣力的宣傳和口碑相傳，在全台映演了超過40場，吸引了超過2000名觀眾。

2009年對我來說是特別的一年。在這一年內，我有幸參加了三個享譽國際的紀錄片影展，分別是瑞士真實影展、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以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

時間過的好快阿！
機會要把握和爭取阿！

《皇帝的玩具箱》是台灣公共電視與ARTE法德藝術電視台首次合作所完成的藝術紀錄片。ARTE電視台是全世界公視的指標，他們不僅提供平台播放前衛、實驗性強的各種影片，同時也在全球各大影展或論壇成為投資者，贊助優秀的影像工作者完成他們的作品，這次合作可謂意義非凡。

自90年代中葉之後，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向前躍進了一大步。第一所紀錄片學術單位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在1996年成立、首屆台灣紀錄片雙年展（TIDF）於1998年創辦、1999年公視專門播映紀錄片的「紀錄觀點」節目開播，由政府委託民間團體主辦的「地方紀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也在1995年至1998年間培育了許多人才。

「當你拿到紀錄的工具，紀錄什麼會最有價值？這樣的思考根深蒂固的在我的內心裡。我會認為去紀錄外在的，我們所不了解的東西，那些被忽視的、快消失的、被踐踏的、被壓迫的最有價值，也就是所謂弱勢者的部分。因為那些有權勢的人，已經有太多資源在他們身上了。照顧那些沒有被媒體照顧到的人，是我從做記者以來就一直抱持的思維想法。」
當我們談到拍攝紀錄片的選擇和題材時，蔡崇隆如此奮力地說著……
每日新聞與追求恆長的紀錄片
擁有法律和傳播專業背景的蔡崇隆，早期在自立早報和財訊雜誌擔任文字記者，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每天必須因應新聞而追逐當下發生的事物；其後，他進入了超視和民視電視台，負責深度報導和調查報告的單元。這兩個媒體經驗對他來說，不只是重要的歷練，同時也是理解社會的一種方式。
然而，久而久之，這些為了因應社會快速變化而生產的新聞或深度報導，甚至是一兩週就要不停開創新專題企劃的循環，總讓蔡崇隆感到壓力越來越大。他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了解事件始末，就必須趕鴨子上架，完成的報導也只是在電視上播出一兩次，生命週期非常有限…。就這樣工作了兩三年，他的能量被快速地消耗掏空，終於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看到了公共電視的紀錄片組在徵人，毅然決定轉換跑道，就此踏上紀錄片的路，一直持續到現在。
蔡崇隆認為：「紀錄片是一個比較好的載具，有更長的時間可以製作，可能是半年、一年。如果你做的好，紀錄片有可能類似一本書，是一個可以被翻閱查看的東西。對我來講，我過去想做的一些題目如果透過這個形式就會讓事件更完整的被呈現。」
在公視工作的期間，蔡崇隆所製作的紀錄片大都與弱勢者及人權有關。最著名的就是以蘇建和案為主的《島國殺人紀事1》（2000）、探討RCA公司對環境造成公害的《奇蹟背後》（2002），以及「新移民三部曲」（《我的強娜威》（2002）、《黑仔討老婆》（2003）、《中國新娘在台灣》（2003））。
幾年前已離開公視後的他，目前在台南藝術大學紀錄所從事教職。但在2007年時，公共電視請他為「多氯聯苯毒油事件」製作回顧專題，蔡崇隆一一找尋並探訪當時的受害者，這才驚覺，三十年前所發生的悲劇竟像電影《侏儸紀公園》裡琥珀中的蚊子般，就這樣被冰封在時空的記憶裡，他們的遭遇和痛苦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過問，一切就這樣彷彿被時代遺忘了……
與毒共存，一件不公義的事
1979年，台中發生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當年彰化油脂工廠在米糠油加工除色除臭的過程裡，使用多氯聯苯作為熱媒，加熱管線因熱漲冷縮而產生裂縫，有毒物質污染了米糠油。而包括惠明盲校師生一百多人在內的中部民眾，因為誤食了含有劇毒的油，造成兩千多人受害。
嚴重受害者的身上和臉上，長出一粒粒的膿痘和爛瘡，一擠就流出油狀分泌物，聞起來惡臭無比且痛養難耐。校長陳淑靜發現事情不對勁，經過醫師緊急查證，才發現是食用油出了問題，是多氯聯苯的毒害！
這段往事對當時還是國中生的蔡崇隆有著深刻的印象，他從老三台的新聞中記得惠明學童們坑坑疤疤的臉，心裡快速閃過這些人長大後怎麼辦的念頭，然後想著這個事件鬧那麼大，應該有被好好處理才對。但仍處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資訊非常封閉，這則事件很快速地就被忽略了；就在同一年，「美麗島政治事件」轟轟烈烈，報紙刊登出因整形下巴而滿臉都是繃帶的施明德被捕的照片。
這兩個乍看不同，但卻極有類似之處的畫面在蔡崇隆的腦海裡盤據了好久好久。這也是為什麼《油症─與毒共存》這部紀錄片最後選擇從「自我記憶」出發，以第一人稱敘事，並在片中將「環境公衛」（中毒事件）與「政治」（美麗島事件）並呈的原因。
經過時間的流篩，當時同是弱勢者的人們在現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差別待遇和發展。《油症》像把尖銳的利刃，在紀錄看不經意的受害者的生活中，暗暗諷刺著政治人物的利己假面，以及所謂民主精神的虛假謊言。
「台灣對於政治犯透過選舉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對待，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政治明星，甚至還當了總統；但多氯聯苯受害者基本上還是在社會的角落，默默生活。對我來說這落差很大，到底我們看到的是什麼？看到的是政治人物的成敗？還是應該要看到這些跟我們一樣身分的人的命運？我們到底該關注哪邊，這是我對自己的提醒。」蔡崇隆顯得有些激動。
但即使完成這部紀錄片，蔡崇隆仍有不少遺憾。當年兩千多位受害者，如今有許多人早已不知去向，不願意接受訪問的大有人在，那些在童年遭逢重大苦痛的人，也因為時間和個性的沖刷，選擇逐漸淡忘、避而不提；與毒共存的人們所懷孕的下一代，毒素也因為傳染而在孩子的身上造成影響，這些問題和處境卻鮮少被理解與重視。
時隔三十年，油症受害者的遭遇卻和過去並無二致，沒有獲得公平的對待。許多人拿著「油症卡」去就醫，卻因為醫院的護理人員及醫生完全不曉得曾有這個事件發生，而誤以為對方拿著中油加油卡來看病，荒謬的程度完全暴露了我們對於公衛教育和環境災難歷史的無知和匱乏；而放眼過去，留下詳細文字或影像資料的，也只有《人間》雜誌的幾篇報導而已。
說到這裡，蔡崇隆以日本七0年代公害事件「水俁病」為例，說明當環境災害發生時，馬上有紀錄片導演進入追蹤報導，並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向社會大眾發聲，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珍貴的紀錄片，帶給日本社會和世界很大的震撼及反省。他口中的這位導演，正是去年過世的的日本紀錄片大師土本典昭（Noriaki Tsuchimoto）。
以映演點燃紀錄片的柴火
《油症─與毒共存》完成之後，製作公司（同喜文化）申請到了國藝會的映演補助，而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全國巡迴放映和座談，放映地點包括了惠明學校、彰化文武廟、獨立書店、各個大學校校、博物館、影展…等等，共計38場。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也要讓大家看見油症受害者與毒害搏鬥的勇氣和精神。
如此密集的場次和數量，讓人不禁覺得這實在太瘋狂！太賣命了！
《油症》在台北的首映記者會後，蔡崇隆於官方部落格上寫著：「做紀錄片除了賺錢維生、參展成名、滿足創作慾、為社會留下歷史紀錄之外，還能做什麼呢？我一直希望它成為可以燃燒的柴火，而不是被供起來瞻仰的名山。因為它既然來自於人間，回歸自然也很正常。」此外，他還表示這些拍片的素材如果有人需要，或有人要繼續做油症的紀錄，他願意無償提供。
事實上，除了拍攝油症咒紀錄片之外，蔡崇隆也邀請了陳昭如和周富美兩位優秀記者，策劃了油症受害者的報導文學專書，並推促了「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成立。這些都是因為紀錄片柴火而燒出的寶貝。
我好奇地問他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願意一直從事紀錄片的工作，甚至是為弱勢者發聲。是為了滿足藝術創作慾嗎？是討厭不公平的事情？是因為觀眾的回饋嗎？還是……
蔡崇隆突然陷入了沉思，搔了搔頭，然後以像是要很吃力地才能將話珠織串起來的口吻說：「我從觀眾的身上得到很多回饋，而且大多是正面的。但最鼓勵我的是，拍攝《油症》這部片，那些我所紀錄的因為毒害而影響了一生的人，好像有藉著拍攝紀錄片讓他們把心裡長期壓抑、積壓的負面的東西或能量釋放出來了。可能是一些話語或一些能量，這是我們雙方才會感受到的，是一種信任關係。如果說《油症》這部影片有一些正面影響或能量，不是因為片子好看或不好看，而是從這邊來的。」
當這些話語緩緩地從蔡崇隆的口中吐出，我彷彿從他滿足而略帶怯羞的表情上，看見了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擁有的堅定信念，一份對社會公義的溫柔堅持，也領略到了從事紀錄片工作所獨有的，一種難以言說的至高無上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