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久之前我是個單純的影迷,然後因為一直寫電影評論漸漸變成俗稱的影評,後來我陸續做了許多和紀錄片推廣策劃有關的工作,也跑去國外看紀錄片影展好多次。很意外地,今年在偶然的機會中接下了紀錄片雙年展影展統籌的工作,主要負責節目的策劃還有很多很多,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算是我的第一次,時間雖不是很長,但卻是嘔心瀝血呢!也很認真的去完成每件事情。我要說的是,今年我們很用心挑了許多非常棒的影片,如果不好好的宣傳就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寫了這篇推薦片單,期待能有點效果。前十名按照自己喜好程度排行順序,其他按照單元推薦!都很值得一看。所以沒有什麼冷門場熱門場的區分啦!
1.為什麼彩虹的中間是黃色
http://www1.tidf.org.tw/2010/film/film_detail.php?id=081&c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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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第三世界』的意義是『思考的方法』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例來說,車子在路上拋錨了,『第一世界』的人會舉雙手投降,但如果是菲律賓人的話,在附近的人都會靠上前去,用盡所有的方法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第三世界』這句話指的是『彈性的思考方式』以及『軟性解決的智慧』。」
─Kidlat Tahim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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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爲什麼彩虹的中間是黃色》(Why is Yellow Middle of Rainbow)
1981年至1994年這段期間,Tahimik仍然沒有停止創作。他不只專注在影像上,同時也進行文字創作、裝置藝術與行動藝術,並在1987年參與了「菲律賓獨立作家宣言」以及由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等人發起的「亞洲電影作家宣言」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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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E. SAN JUAN, Jr.在一篇介紹Tahimik電影的文章中提到:「
也許可以這麼說,Tahimik的電影都和記憶的創建與銷毀有關,他的作品以一種批判卻同時具有創意的方式,思考著在國家的歷史中,什麼是必須保留給後代,重要而有價值的記憶和事件。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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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為Eric de Guia的Kidlat Tahimik,儘管在國際影壇中獲得過無數的榮譽,但事實上,可能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看過其作品與認識他的人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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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s near to you as your life, but you can never wholly know it. 」─Ranbindranath Tagore
對新加坡影迷們來說,雅斯敏.阿莫(Yasmin Ahmad)應該是位頗具知名度的馬來西亞導演。她不只電影在新加坡上映,同時也為新加坡拍攝了許多廣告。她自英國修得心理學學位後,便一直待在廣告圈發展,持續了有25年之久。
而雅斯敏最為人所熟知和讚譽的,應是每年幫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所拍攝的系列廣告。特別的是,這些廣告都沒有特別的形式或手法,且故事情節總是由許多社會中的禁忌話題(像是種族、習慣、社會問題)開場,但結局總能輕輕一拂,不只引人會心一笑,更點觸了許多人們內心的共通情感,並暗示著這便是問題的解決之道。
像是雅斯敏獲得2008年坎城金獅廣告獎(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Festival)的著名廣告作品《Ting Hong Ming in Love》,短短90秒,描述一位華人小學生Ting Hong Ming接受訪問對著鏡頭講述自己的暗戀對象;接著下個鏡頭,一位馬來小女孩來到了主角的身邊,導演問:「妳有男朋友嗎?妳男朋友是誰?」
馬來女孩害羞地回答:「Ting Hong Ming」,男主角在一旁露出極為嬌怯與驚訝的表情,最後他們手牽著手離開。廣告的字卡寫著─「Our children are colour blind, shouldn’t we keep them that way?」暗示了膚色之於馬來西亞複雜的種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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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六年多,修剪了30多個版本,在獲得國藝會的部分補助後,吳星螢終於完成了這部紀錄反高學費運動的紀錄片《粉墨登場》,並在2009年的9月底展開了獨立巡迴映演,從台北的典藏藝術空間出發,採取售票方式,靠著賣力的宣傳和口碑相傳,在全台映演了超過40場,吸引了超過2000名觀眾。
吳星螢笑稱自己的紀錄片為「芭樂紀錄片」,希望能跳脫出一般觀眾總將紀錄片視為沉重、嚴肅的印象。片中雖以議題導向,涵蓋著對高學費的發想與探討,但更多卻著重在運動夥伴間的同志情誼,以及生命所經歷中各種酸甜苦辣。
「很多觀眾在看完影片後常常會問我,是不是你真的付不起學費,還是因為這和你的求學經歷或生命經驗有關,所以你決定去拍攝反高學費運動的紀錄片……。但其實我一開始的出發點不是這樣子的。反高學費運動背後真正指的並不是學費高低、教改、教育的問題,事實上,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階級問題』,階級的對立才是問題的核心。」吳星螢娓娓說道。
翻過圍牆
1996年,從復興美工畢業之後,18歲的吳星螢第一次走上街頭,參加了抗議核四廠興建的遊行活動。自此,她開始明白了人們走上街頭背後的真正原委,社會運動的意識和經驗進入了她的生命,一路伴隨著她工作、進大學、成長、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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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對我來說是特別的一年。在這一年內,我有幸參加了三個享譽國際的紀錄片影展,分別是瑞士真實影展、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以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
這三個影展的調性完全不同,對紀錄片的展望和思考也不一樣。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沒有奢華的鋪張和浪費,只是維持儉樸和低調,並全心全意地灌注在紀錄片的交流上。活動的籌辦、影展節目的設計、片單的挑選,皆透露著一個影展的傳統和精神意志。影展不只是嘉年華會,更是參與者們與人、與世界的心靈交流活動。歡迎大家來聽聽我參展的感想和觀察!
時間:2/28(日)‧2:00pm~3:30pm
主講人:林木材(影評人)
活動地點:倉庫藝文空間‧台北市八德路一段34號3F(彩虹3C資訊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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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的好快阿!
機會要把握和爭取阿!
生活要好好過阿!
不要被無聊的事情困擾著阿!
要學習做事的方法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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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玩具箱》是台灣公共電視與ARTE法德藝術電視台首次合作所完成的藝術紀錄片。ARTE電視台是全世界公視的指標,他們不僅提供平台播放前衛、實驗性強的各種影片,同時也在全球各大影展或論壇成為投資者,贊助優秀的影像工作者完成他們的作品,這次合作可謂意義非凡。
而另一個難得的是,他們要進入故宮博物院,並設法說服故宮提供名貴的古物,接受紀錄片的拍攝案。這當中包括複雜的行政手續、觀念的溝通、合約的擬定、前製的研究、歐洲台灣文化的差距……等等,光是這些,所付出的心血就令人難以想像。這也使得《皇帝的玩具箱》最終歷時兩年,所有人都非常期待最後的成品。
「皇帝的玩具箱」又被稱為「多寶格」,意即收納許多寶物的小櫃,在故宮的收藏中,有數十件明清時期的多寶格,以清朝乾隆年間的最為精緻。影片以此開頭,透過旁白和圖畫,先介紹了多寶格以及乾隆皇帝的背景,接著才進入影片的重頭戲,開始解構「多寶格」。
「多寶格」本身就是個藝術品,體積雖小,但卻有各種機關,蓋中有盒、盒中有套匣、套匣中有屜,可容納數十種珍玩。《皇帝的玩具箱》一一拆解這些寶格,並以旁白巨細靡遺地介紹每樣文物背後的大小歷史和故事。
但千萬別以為這是一部官方樣版的宣傳介紹片!影片並不制式,沒有人物的大頭訪談,僅是以「物」為主體,凝視著這些袖珍藝術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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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中葉之後,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向前躍進了一大步。第一所紀錄片學術單位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在1996年成立、首屆台灣紀錄片雙年展(TIDF)於1998年創辦、1999年公視專門播映紀錄片的「紀錄觀點」節目開播,由政府委託民間團體主辦的「地方紀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也在1995年至1998年間培育了許多人才。
許多年之後,另一波高潮再起,不少紀錄片紛紛躍上院線市場,台灣紀錄片也漸漸開始被民眾所熟知。假如提起了《翻滾吧!男孩》、《生命》、《無米樂》……等影片,相信許多觀眾一定會點頭如搗蒜,直說這些紀錄片有多麼好看,然後聊起因為看了這些紀錄片而帶來的快樂、感觸或是啟發。
不過,當導演一現身時,「拍紀錄片能夠賺錢嗎?」、「拍紀錄片能夠成為職業或志業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此起彼落,這是觀眾對紀錄片工作者普遍的疑惑,而這確實也是現實且殘酷的問題。
倚賴資源與拍片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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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拿到紀錄的工具,紀錄什麼會最有價值?這樣的思考根深蒂固的在我的內心裡。我會認為去紀錄外在的,我們所不了解的東西,那些被忽視的、快消失的、被踐踏的、被壓迫的最有價值,也就是所謂弱勢者的部分。因為那些有權勢的人,已經有太多資源在他們身上了。照顧那些沒有被媒體照顧到的人,是我從做記者以來就一直抱持的思維想法。」
當我們談到拍攝紀錄片的選擇和題材時,蔡崇隆如此奮力地說著……
每日新聞與追求恆長的紀錄片
擁有法律和傳播專業背景的蔡崇隆,早期在自立早報和財訊雜誌擔任文字記者,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每天必須因應新聞而追逐當下發生的事物;其後,他進入了超視和民視電視台,負責深度報導和調查報告的單元。這兩個媒體經驗對他來說,不只是重要的歷練,同時也是理解社會的一種方式。
然而,久而久之,這些為了因應社會快速變化而生產的新聞或深度報導,甚至是一兩週就要不停開創新專題企劃的循環,總讓蔡崇隆感到壓力越來越大。他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了解事件始末,就必須趕鴨子上架,完成的報導也只是在電視上播出一兩次,生命週期非常有限…。就這樣工作了兩三年,他的能量被快速地消耗掏空,終於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看到了公共電視的紀錄片組在徵人,毅然決定轉換跑道,就此踏上紀錄片的路,一直持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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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赤陽》的開場,是導演陳志和拿著攝影機拍攝自己的年邁叔公。八十幾歲的叔公搭著拐杖,體態瘦弱。他以緩慢的動作翻箱倒櫃找出以前在南洋從軍的泛黃照片和書信,然後用虛弱的聲音訴說著過往的故事……
《赤陽》所記錄的,是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徵召台籍青年投入太平洋戰爭,許多台灣人被枉殺或冤枉淪為戰犯的故事。這段歷史鮮少有人知道,在拍攝的過程中,導演也才赫然發現自己的叔公原來參與了這段歷史,於是開始紀錄叔公,希望以口述的方式傳承歷史。但令人遺憾的是,影片還未完成,叔公就過世了。
陳志和在影片中的旁白這麼說:「在那些日子,他經歷了什麼,我們卻始終一無所知,如今他垂垂老矣,言語困難,我們更難理解他的過去。很可能連他自己的記憶也正在流逝消失當中。」
踏上紀錄片的路
現年51歲的陳志和,並不是一位有著專業背景的紀錄片工作者。相反地,他是一位在南投高中任教多年的美術老師,繪畫、設計、商業攝影才是他的本業,先前完全沒有接觸過動態影像的經驗,對於紀錄片也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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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電腦後,林建享從我的最愛中找出「
台灣社會人文影音資料庫
」網站,接著鍵入關鍵字「打獵」。看著螢幕出現獵人獵殺動物的畫面和分鏡描述,林建享露出燦爛的笑容說:「你現在看到的,都是我的青春。」
一路走來,從多面向到我們
1989年,台灣正處於解嚴後的適應期,這份突如其來的轉變對於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快速變遷」於是成為了邁向民主化的相對名詞。這時,還在大學就讀的林建享與李道明老師一起思索著,作為一個影像人能夠為社會做些什麼呢?後來,他們共組了「多面向藝術工作室」,期望用攝影機記錄下台灣社會的各種面貌,探索各種生活的多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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