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生‧夢

　　我們都明白電影中所可能涵蓋的知識與力量，每個人走進戲院，當然也帶著各自的期望與目的，但在過分商業的運作機制之下，重金的包裝與行銷，連絕對奢華的影城也出現了(台北大直六福皇宮大千電影院），週邊飲食的販賣，俊美的明星巨形看板，使得大眾往往忽略電影除了娛樂之外的其他價值，「電影」被操縱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商品」，而「看電影」這樣的行為，更直接成了一種純粹消費行為。

原名Sideways（小路、小徑）的《尋找新方向》這部電影可是橫掃了許多影展的大熱門，然而台灣譯名《尋找新方向》雖然有劇情上的考量，但實在也太遜了點，看上去就像是部說教電影的片名，也難怪受到大眾忽略，在台灣票房慘兮兮。不過，Sideways確確實實是部說教電影，只是說教人人都會，但要怎麼說的動聽、說的讓人心服口服，方式就是最重要的一環。

《尋找新方向》是說教電影，那麼導演亞歷山大潘恩(Alexander Payne)就是位說教高手。他高招到什麼程度呢？且從同是公路電影的上部作品《心的方向》（也是說教片名耶！）說起。

若要將電影粗劣分成幾個類型，那麼主要類型無非有「劇情片」、「動畫片」與「紀錄片」三種，而每一種類型各有著不同的特色；宛如「劇情片」的龐大工業體系與雜細分工，「紀錄片」的細細為本與手工精神，「動畫片」的細膩畫工與天馬想像。

然而作為一部動畫電影，首先必須讓影片的題材內容與創作媒材有基本的契合，否則動畫電影將失去獨特的特色與魅力。從宮崎駿幾部成名的代表作《龍貓》、《紅豬》、《天空之城》、《魔女宅急便》、《神隱少女》等等影片加以剖析，這些作品的共同主題就是「飛行」、「魔法」與「奇觀式的各式人物與主角」，這些特點不僅僅吸引觀眾，也得以將動畫電影的特色發揮到極致。若相較於大部分其他（他國）動畫作品總是依附於現實生活世界的創作，宮崎駿的動畫電影卻像是自創一個跨越時代的新世界，搭配著他無止境的想像力，用畫筆完成自成一格的特殊圖像。

1970年間，中船公司風光一時，員工數一度衝破八千大關…

2001年7月11日，中船公司虧損嚴重，「再生計劃」政策確定，基隆廠裁員66%、高雄廠裁員40%（合計2400人），全體員工減薪35%…

「如果心的跳動有它的規律與聲響，那麼心碎的聲音又是怎麼樣的呢？」

《極幻迷樂之旅》（Mr. Cortisone, Happy Days）是200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國際競賽片，也是一整年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紀錄片。特別是在對影片內容毫無預期的情形下，我前半段隨著導演史洛米的喜獲麟兒與誇張演出歡笑不已，但在後半段卻轉而焦慮、憂心，心臟劇烈跳動，影片結束的剎那，已糾結的心不但沒有獲得絲毫的舒緩，反而更加震盪低沉，我想那是一種近乎心碎的感覺。

「自拍」影片在數位攝影機極為普遍的當下實在已是見怪不怪。當導演史洛米發覺自己的身體受到些許癌細胞的感染時，便決定利用攝影機的輕便性紀錄自己接受治療的過程，而同時妻子即將產子的喜事也傳出，史洛米即帶著樂觀且積極的態度進行療程。在孤單的隔離放射治療室中他對著鏡頭自言自語、誇張的表現肢體，縱然美好的現實世界被隔離在外，但他樂觀的態度與微笑臉龐卻始終不曾消失在鏡頭前。經過幾天後，史洛米病情好轉重返家庭，伴隨著嬰兒的出生，不言可喻的雀躍表情也全都影片中呈現。這一連串面對孤獨、又必須與病魔的拉扯搏鬥，和療程過後的喜獲麟兒的歡樂情境相比，兩者之間的高反差衝突性，早足以剪接成為一部勉人勵志向上的好影片。

依稀記得在某個求學階段，當我們全班都挺直著腰桿子、正襟危坐的聽著老師上課時，總是會見到幾個其他班級的學生在外頭嬉戲。他們的制服不需要紮進褲子裡，也沒有穿著校規規定的長襪，而當他們在走廊玩鬧的太大聲，正在上課的老師就會出去吆喝一番，接著他們就會一哄而散。

我時常注意著他們，發現大多數的人喜歡到廁所抽煙，有幾個則常常獨自一人，又有幾個人總是眉頭深鎖、怪里怪氣的，看起來絲毫沒有任何活力朝氣。我一直好奇他們的老師怎麼不管管他們，但只要一想起枯燥乏味的上課內容，好奇的心也就就此打住，不過卻一直那樣自由的生活有著莫名的嚮往。那時候，覺得那些人都好酷、好屌、好帥氣…

地震使得大地滿目瘡痍，房傾地塌；外界善心的賑災物資，在災民深怕資源分布不均下，卻也始料未及的搞得族群分裂、人心惶惶。毀壞的部落可以重建，但因分化而逝去的情感，是否也能盡釋前嫌，撫平撕裂的傷痕，回復到原本平靜和諧的狀態呢？

一對已分居的夫妻因為地震而重新相聚，自組協會帶領著居住在組合屋的人們重建；年紀較長的吳主任則是自救會的總幹事，他們皆犧牲奉獻為了部落，但在許多層面卻意見相左，針鋒相對。於是在重建的過程中，泰雅族的雙崎部落不僅僅分化為組合屋與非組合屋，同時也分為上雙崎與下雙崎，族人們口中不停講著我們、他們，老一代、中生代…原本美麗的部落，在流言蜚語中分裂，人心的分化內耗著領導者的心力，他們承受著比一般人更多的責任與心酸，「人性」似乎成了比「地震」更須克服的問題。

時常想著這麼一件事：「當災難結束後，假使不是置身其中，那麼多久會忘卻這件事情、這個教訓？」

時間一久，媒體關注在九二一地震的程度也隨之降低，而《梅子的滋味》不僅完整紀錄了整個災後重建的過程，其中更帶入許多諷刺性的事件，譬如政客的作秀、政府允諾的措施遲遲無法實踐…等等，而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則是有許多民眾抱著獵奇的心態，不顧危險的紛紛開車往山上觀光，如此的舉動，也使得災民轉為小販，期望可以發一筆觀光財，如此畸形的文化也讓整個重建過程更加緩慢，而這整個結構性的大問題，當然是必須靠著「團結」與「實踐」才得以解決。礙於現實生活，人們卻又不得不自私，表面上看來的草根性不服輸精神，放大在整個必須合作的重建過程看來，卻成了最大的絆腳石，令人心傷心痛更感無奈的也是如此，彷彿地震後震出最大的問題，並非是環境與地理上的，而是人心。

步出戲院，拭去眼角幾滴未乾的淚水，仰望著天空，風輕輕的吹過，想起《生命》裡主角們用生命所賜與那難得的禮物，微微的笑了…

吳乙峰的《生命》將我們拉回到九二一的現場，訴說四個家庭在面臨痛失摯親與家園破碎的雙重災難時，如何重新面對人生，並用各自的方式填補生命中突然斷裂的缺口。影片同時也穿插著導演與自己中風父親的情感糾葛，並檢視自己的過去。《生命》所欲探討的議題，遠遠跳脫出因地震而生的沉重哀傷，而是透過凝視死亡、離別、絕望與生存間的拉扯，探索著關於生命意義的課題。

大約四年前，跟幾個不怕死的朋友開始很用力的想要擠進紀錄片的圈子，而文建會正好在舉辦紀錄片營隊的徵選活動，當時靠著關係冒名頂著「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名號，粗造爛製了一份關於農民去都市做生意失敗，而回鄉開始耕作的企劃書。

然而，當時其實連「紀錄片」是什麼，都沒有個清楚的概念。小組的組員們，有的甚至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徵選的後果當然可想而知。

導演蔡一峰，曾經是一位專業、經驗豐富的新聞記者，也因為這樣的背景，使得他的作品議題大都與社會息息相關。《奇異果》完整忠實地記錄了全國第一支身心障礙者樂團的成軍成長；《誰來聽我說》則是紀錄泰雅族原住民為了生計，過著逐工地而居的現代遊牧生活，也提到了勞工與原住民的問題。至於這一部《假裝看不見》，題材更是特殊少見，窺探了大陸女子假結婚來台的辛酸血淚史，同時拍攝地點也橫跨了兩岸，非常用心。

對於大陸女子假結婚來台的印象，似乎都源自於電視新聞中，從那些片面所獲得的訊息，不外乎是「大陸女子假結婚來台賣淫」，或是使用更多腥羶色的字眼報導，而每天晚上習慣看見這樣的報導，久而久之，也漸漸習慣、進而接受了。看著電視中總是遮遮掩掩的女子，竟沒有人願意去傾聽她們的聲音。

《假裝看不見》令人驚訝的是，竟然可以採訪與跟拍到這樣的一群女主角，甚至將整個流程，從女子假結婚後如何來到台灣，一次性交易的收入必須分幾成給司機、老闆，各個步驟皆說明的非常清楚。不過更難得的是，卻也讓這一群飽受社會壓迫的人對著鏡頭訴諸自己的苦衷，這也包括了俗稱的「馬伕」（司機）。而在拍攝的過程中，當然必須顧及到另一種「道德面」，於是我們可以很明顯清楚的發現畫面中，人物的臉總是模糊，或是只擷取了部分的身體特徵（腳、手、嘴…等），這對攝影者來說，也是一大考量與考驗。要探討這樣的議題，相信也必須透過特殊的關係。而進入心境的問題，也考驗著導演的涉入方式，雖然大部分的影像總像是偷窺式的，但影片所呈現出來與被攝者的關係，卻自然且細膩。

「媽媽…」、「媽媽…」，聲聲柔和又略帶磁性的旁白，呼喚著心裡最深層、最私密的內在情緒。只是不論再怎麼樣的呼喊，媽媽逝去的事實、一九九九那一年，卻也成為記憶中最沉重、最深刻的一部分了。

《再會吧！一九九九》利用許多充滿意象的空景，加上作者內心的誠實剖白，攝影與構圖非常出色，成功營造出一種詭譎、灰暗，但卻也迷人、令人無法自拔的氛圍，就像黑洞般，觀影的個體將被影幕吸入，進入作者內在的心境，一同體會這段對於親人的追思。這部獨具創意且個人風格濃厚的紀錄片，不論在形式與風格上，都與一般傳統的紀錄片差異甚大。首先是作者的涉入，在強調「真實」魅力的紀錄片中，作者的涉入往往可能改變原有人、事、物的狀態，或是操弄著真實，以達到作者的意圖。導演吳靜怡雖然涉入的程度非常多，但影片散發出的氣息卻是真摯、誠實的，這是無法欺瞞造作的。而紀錄片到底要多接近「真實」才可被稱為紀錄片，也早就沒有明確的答案了。其次則是題材的選定，對於要描寫這樣較「抽象」的情感，如何用影像轉為實質上的描述，則為另一種突破，跳脫出了以人、事、物，為主的範疇。在這短短20幾分鐘的片子裡，實在充滿著驚人爆發性的影像張力，《再會吧！一九九九》的形式、風格與內容的獨特與個人化，將此類型的紀錄片發揮到了極致。

親人的去逝，總容易成為心頭最難撫平的傷痕，面對這一塊「陰影」，是不是只能藉由僅存的影像、照片，企圖從中找出一絲絲的蛛絲馬跡，藉以追思與回憶。

「關於八歲的記憶，跟二十五歲現在不願意長大的我，一次重新自我認識的過程。」─ 李家驊

瞳孔裡微微閃著燈光所映射到的亮點，放眼看去，映入眼簾的所有人，都給予他們一個形體，一個區分，與一個印象。當我們用這樣的方式看待著別人，也想著他們是用同樣的方式看著我們，於是營造出一個良好的形象，理所當然成為討好別人的第一要件。

我明明很愛你，又要裝作若無其事。你明明很討厭我，卻也是總得噓寒問暖一番。於是我們對於種種事物的感動與知覺，都被表面化的形象給掩蓋住了，因為我們都彼此在「假裝沒感覺」。

承認那種「感覺」從來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情，但卻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哭」成為丟臉、沒氣概的代名詞，「愛」也帶著難以啟口的羞怯，所有真情的表達，變成了他人眼底最好笑、最無法接受的方式。

這篇文章是在一年前時看過《北方的南努克》後所寫的，現在看來有的地方很怪，但結論卻好像不錯。跟《北方南努克》相關的電影除了後來去重新去尋找南努克的《重回南努克》之外，還有一部劇情片《冰原快跑人》。

關於紀錄片與真實，似乎是個永遠解不開的結，也是最讓人們爭辯不休的問題，在討論紀錄片時，也時常陷入這樣的激烈爭辯中，而也時常沒有結論。但有兩句淺白的話可以輕易的解決對於真實的爭論。「誠實比真實重要」、「只要願意相信，那就是真實」，這兩句話分別從作者觀點與觀眾觀點清楚的釐清了紀錄片對於真實的迷思。真實的樣貌千百種，每部紀錄片皆呈現了作者對於世界或事件的觀點與認知，只是真實的某一切片。真實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準則，紀錄片強調的真實只不過是一種「狀態」。紀錄片介入現實並呈現它，並且有改變現實的可能性，那麼我們更必須意識到紀錄片的「真實」並不是紀錄片的前提與最重要的課題，才有可能打破真實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