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的時候，同學間總愛互相嬉戲打鬧，最常見的就是罵人了。通常為了解決被罵的尷尬與不滿，我常帶著不屑的神情說：「哼，罵人罵到你自己！」，同學們感覺到了憤怒的溫度，或是意識到了自己行為的不宜，也就乖乖的閉嘴了。
可是台灣媒體可不是這麼一回事。日前看了公共電視播出了探討台灣媒體亂象的紀錄片《有怪獸》，一時之間腦袋裡蹦出的卻是口水滿天飛的政論談話性節目。這些節目在分析社會亂象時，總指出「媒體」是一大亂源。電視台開設了此類節目，自己批判自己的舉動看似頗有「自我反省」的意味，但從事實結果看來，新聞媒體不僅沒有收斂變革，反而變本加厲，行徑更趨誇張。這些自省節目顯然只是迎合某種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而搞出來的表面功夫。
之所以會聯想至此，是由於《有怪獸》號稱是第一部由「媒體」來批判「媒體」的紀錄片，於是無論在立場及批判的力度上，不免帶給人些許期待和好奇。並且，做為一部紀錄片，在本質上是與電視上的帶狀節目有所差異的，這其中差異性最大的，就是「攝影機」的概念。
自台灣紀錄片發展以來，80年代隨著攝影機的變革（主要是可攜式攝影機ENG的誕生），紀錄片題材才逐漸從70年代原本壓抑的浪漫鄉土情懷，轉變為能夠外拍關注底層人民，紀錄許多社會運動現場。於此，紀錄片被引介為對抗威權的武器，暴露了許多不公不義的真相，使得紀錄片擁有了「正義」的形象，攝影機則彷彿一只能穿透謊言的放大鏡。
《有怪獸》從兩個傳播科系學生對媒體的看法作為開端，一一探討了媒體瘋狂追逐倪敏然自殺事件、總統大選開票灌水…等等，也運用了諸多數據、媒體人說法、專家學者訪談畫面，試著去釐清媒體亂象的根源。但在片中，數據卻單單只是呈現，而未被解讀出意義；百家的說法也只是被整理綜合，而未有一明確的「觀點」貫穿全片，像是亂槍打鳥。這使得「攝影機」在片中無法發揮任何可能產生化學作用的催化功能（也許是積極的逼視真相，也許是使受訪媒體人有所反省），卻反而讓受訪媒體人對電視台總統大選灌票事件，以及三立新聞主播陳雅玲對一些自己可以避免與決策的亂象，有了自圓其說的機會，似是而非的合理化了某些行為。
假如這些辛苦收集的資料與訪談像是一發發威力強大的子彈，那麼在紀錄片這把槍上，導演扮演的應該是「準星」，領著子彈瞄準亂源的要害才是。
我並不懷疑《有怪獸》意圖批判現狀的立場與勇氣，只是覺得可惜，揪出浮面表象的錯誤（而這或許是大家都已知的了）並不能夠直搗事物的核心，這也使得《有怪獸》片末的結局像是一氣力耗盡的鬆軟皮球，伴隨著兩位傳播科系學生未來對於進入媒體工作的灰心與茫然而匆匆畫下無力的句點。
紀錄片從「問題意識」出發固然值得稱許，公共電視所製作的紀錄片一直以來是台灣少數有意識的針對社會現象而做出犀利批判的，而它確實也是台灣資源最豐的紀錄片攝製廠，只是往往在批判性紀錄片的結局上，卻常採取一種逃避、退縮的封閉式做法。
在柯金源探討台灣15年來天災人禍的紀錄片《天大地大》裡，風災、土石流、水災、旱災，種種災難實錄畫面成為全片最有力的論述證據，但在稍加分析之後，片末的結論卻是：「看到台灣人在動感十足的土地上生活，有些人試著尋求大自然的和解，也有人繼續與環境拼鬥，但從這十幾年的天災人禍環境來看，了解台灣的環境特性，順應天地變化的脈動，從中累積生存的智慧，才能安身立命。」
利用許多災難影像建立起來的辛苦論述卻得到這種近乎廢話的薄弱結論，不免讓人有點失望，說穿了不需要去推論分析也能得到。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單單只是深度不足，當結論如此迂迴缺少力道時，同時也把影片的議題層次限制住了，沒有進一步探究的機會。假若能有一個開放性的結局，把句點換成逗點，或許可以激盪出更多意想不到的火花。
公共電視紀錄片的侷限在於「紀錄觀點」節目的時間長短，（有也人說公共電視的主要觀眾群是社會上的中產階級，因此影片力求安全保守，我個人不太同意。）當洞察社會現象的紀錄片工作者們有著野心，企圖想要解開一層層結構性社會亂象時，這頂多60分鐘的限制絕對是公視紀錄片深度不足或必須妥協的最大肇因。
除此之外，《有怪獸》的片名也讓人聯想起電影《酷斯拉》（Gozzila）裡的情節。怪獸的誕生源自於人類的文明的過份擴張（核爆），酷斯拉進軍城市在許多象徵文明的大廈內產卵，暗喻了人類文明才是世界走向毀滅的原因。最後，在軍隊的攻擊下，酷斯拉和牠尚未出生的兒孫們縱然紛紛陣亡，但危機的解救其實是以暴治暴，發展更高度的文明（科技、毀滅性軍備）來鞏固權力，粉飾太平。
台灣媒體的確像隻怪獸啃食著大家的生活，縱然媒體怪獸的誕生也算是一種自作自受的下場，但我希望紀錄片永遠不會是核武，不會是更誇張恐怖的毀滅性武器。因為一旦如此，我們的社會將會是極度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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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有怪獸》簡介 + 新聞稿 → http://blog.yam.com/benla/archives/1924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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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紀錄片應該是什麼呢?
( 這好像是個"難題"阿~ 哈哈)
這豈只是個難題，簡直就是大哉問。
當然可以用學理的方式回答，但那必須長篇大論，而且有點無聊。
簡單的說吧！
紀錄片「應該」是什麼？就是所謂紀錄片美學的源頭。
很多人常常以為美學就是講形式、攝影、構圖...等等，我覺得那種認知有問題。
只有當創作者將這種「藝術」視為某一種工具，
以及冀望這種藝術能達到某種目的和功能的時候，美學的觀念才會誕生。
換句話說，在紀錄片約80年的發展以來(或許可以說是一百多年)，
紀錄片創作者們的意識，其實是隨著社會情勢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的。
有人拿來宣傳、有人拿來做民族學研究、有人拿來幫弱勢族群講話，
有意識到紀錄片美學的人應該是極力擴展人們原本對紀錄片的認知，
而不只是保守的一昧認知紀錄片就應該是怎麼樣子。
所以我必須說，台灣在紀錄片這方面，其實還有很多未開發的潛力。
簡單的回答
「你想要紀錄片做什麼，那它就可以成為什麼！」
這是操縱在人的身上的。縱然與社會情勢脫離不了關係，但「人」還是最重要的。
假如我的回答有點遜，不滿意就繼續問吧！
哈哈
不是不是 你誤會我的問題了...
我想問的是 : (最後一段寫著)
台灣媒體的確像隻怪獸啃食著大家的生活，縱然媒體怪獸的誕生也算是一種自作自受的下
場，但我希望紀錄片永遠不會是核武，不會是更誇張恐怖的毀滅性武器。因為一旦如此，我
們的社會將會是極度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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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單純用這個例子來看, 若媒體之於台灣社會的存在是一種"怪獸", 那這片針對媒體
亂象的紀錄片<有怪獸>這個片子的功能,結尾期許紀錄片不是更暴戾的核武, 那...應該是什
麼呢? 紀錄片在檢視/批判社會現象中要有什麼功能呢? (當然這是個見人見智的問題, 也好
像又提了個大哉問...) 我只是單純看了這篇文想要知道版主的想法而已...^^
唉唷，早說嘛，害我呆呆的野人獻曝。
不過這問題也是挺難回答的，我試著講講看。
我所謂的「核武」，是可怕、具有毀滅性的武器，
意思就是另一種近乎「怪獸」的型態，
甚至比怪獸還恐怖，所以才能幹掉怪獸。
所以紀錄片的真實光環可能被誤用、濫用，或是亂搞，那麼一來就糟糕了。
我比較寧願紀錄片只是一隻步槍，如果是能一槍斃命的狙擊槍也不錯。
但紀錄片在檢視/批判社會現象中要有什麼功能呢？
如果是一部類似《有怪獸》這樣的批判性紀錄片，
我認為要有為群眾喉舌，替群眾表達不滿，揭露更多真相給大家知道。
像是醫生能看出社會的病狀，
像是把槍抵著敵人的頸子，
並且不能苟且妥協。
這標準當然很高，也很不容易做到，有個西方電影學者說。
「電影如果想要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發揮功效，就必須不只是拍關於那些促成變遷的人，
而是必須與他們站在一起，為他們而拍。」
換言之，媒體亂糟糟的受害者是誰呢？
《有怪獸》的問題或許就在這。(說明白點是我不滿足啦！)
用媒體角度思考媒體，是反省沒錯，但有時很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於是民眾們淺而易見受媒體牽制、迷幻的病症少在片中出現。
假如不換徹底個立場，換個姿態，那麼有些重要問題可能被忽視，
嚴重點甚至永遠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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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真不好意思講了一堆。
反正就是我的看法嘛。
哈哈 我覺得用醫生不能造假病歷 來看待紀錄片檢視社會現象的想法很好耶
不過我可能太天真地希望紀錄片能有除此之外更多的"力量"
例如: 紀錄片可以如同醫生開一帖良藥...etc
謝謝回覆
滿意了
哈哈~
醫生假如沒醫德，除了公佈病人病歷外，造假也是可能的押。
我來講一個台灣紀錄片的重要大事好了，剛好可以跟這系列討論扯上邊。
(以後搞不好來寫個台灣紀錄片專題)
80年代末期，農民有一連串的抗爭運動。
其中520農民上街頭，動員了最多人，場面也最浩大。
當時有兩個主要的非主流媒體，「綠色小組」和「第三映像」。
他們的紀錄片都以紀錄社會運動現場為主，以抗衡國民黨的政府威權。
520事件最後農民和警方發生了流血衝突，
警察打農民，可是農民也朝警方丟石頭。
這些都被攝影機一一紀錄下來了。
但是最後的紀錄片出爐時，綠色小組的片中只是一昧控訴政府的不對，強調警察打人。
而第三映像的片中，除了警察打人外，卻出現了農民攻擊警方的畫面。
這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保守者認為這會成為警方蒐證的證據，
但也有人認為這才是「真實」的，引發激烈爭辯，遂開始反思自己的定位。
這大概是第一次台灣紀錄片有意識到自己的立場，進行認真的思考。
我認為這個轉變是很重要的，也才影響了日後對於被攝者的種種看法。
不過說穿了，當時很多非主流媒體拍攝紀錄片的做法，
其實跟過去政府利用紀錄片當做宣傳工具的概念沒什麼兩樣，只是意識形態不同罷了。
再套用一下這句話。
「電影如果想要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發揮功效，就必須不只是拍關於那些促成變遷的人，
而是必須與他們站在一起，為他們而拍。」
所以我很崇拜、尊敬一位獨立紀錄片工作者，阿該(kai)，羅興階。
他真正站在群眾這一方。
嗯嗯 我個人也很欣賞羅興階的片子和人 ( 我記得在"再生計劃"中,有一段他忍無可忍地跳
出攝影機, 衝到鏡頭前去罵被攝者, 不過從鏡頭前可以明白地感受到他的憤怒是因為他已經
設身處地與被攝者們同一陣線了, 所以才會忍不住上前表達他的情緒...這是紀錄片中少有
的"橋段", 十分動人...)
因為你聊到阿該, 所以補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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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關於「綠色小組」和「第三映像」的例子, 和你接下來拉出來的引文小結論:「電影
如果想要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發揮功效，就必須不只是拍關於那些促成變遷的人，
而是必須與他們站在一起，為他們而拍。」。
我想提出的一個點: 「第三映像」在拍攝中因為要保留「真實」的作法引起的爭議, 我想,
應該是片子本身的"觀點"和"論述"不夠明白, 以致於讓人質疑他們所取用的片段會因此成為
對立者立場的把柄 。(不知是不是我的政治思想太天真了 不知道政治黑暗面 )
我總以為, 一部片子, 若它擁有強悍的敘事能力, 強而有力的觀點, 並直搗事物的/問題的
核心, 影像本身可能會帶來的模糊意義和可能性應會大大減低, 屆時, 觀影者會從故事裡抓
到故事自身的前因後果, 其中的片段就很難被拿來作為"反向運用"。
這大抵又是我另一個天真的想法,很想說出來被"檢視"阿 哈哈!
ps.(半夜頭腦不清楚時我寫著) :
屆時, 觀影者會從故事裡抓到故事自身的前因後果, 其中的片段就很難被拿來作為"反向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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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反向運用"好像用得不清楚,中午起床後覺得應該是四個字--> 斷 章 取 義，也就是
說, 紀錄片本身若敘述軸線前因後果拉得很清楚的話, 觀影者應該從片裡明白問題的核心也
就不容易斷章取義地任意取用其中一個畫面屈解。
不過這也是非紀錄片工作者的我的想像...就此補充。
我來補充多一點，好像沒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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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家利用紀錄片當作宣傳工具，最明顯的就是宏揚國威，強調自己的政績，
台灣就是國泰民安，沒有任何不公不義的事情。影片中不時伴隨著威權的誘導式旁白。
80年代綠色小組等非主流媒體，他們利用紀錄片當作對抗威權的武器，
最高指導原則就是，揭露真相，扳倒國民黨政府。
但他們影片中也有著威權旁白，指出政府哪裡不是，同樣也有誘導的功能。
換句話說，這類的紀錄片幾乎都是宣傳片，只是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服務而已。
所以政府不讓紀錄片裡出現貧苦的圖像，非主流媒體不讓紀錄片出現人民打警察的事實。
於是當第三印象試圖想平衡一下，把農民丟石頭的畫面放到片中，
保守人士就認為不妥，原因是他們怕這些畫面，未來將成為警方蒐證時的證據。
這與影片的觀點論述夠不夠明白清楚應該無關，跟是跟現實的狀況比較有關。
或者說，跟意識形態比較有關。因為當時的政府看到這樣的影片，總不會說阿好可憐，
而是會出動警方逮捕攻擊警察的人呀...
我說這個轉折很重要，是因為它開始把紀錄片等同宣傳片，這樣的思惟分開，
讓人可以更進一步的探索影像的本質，以及思考紀錄片的另種可能。
讓紀錄片不只是屈就於某種強烈的意識形態下的產物。
對於上篇回應，我覺得你講的或許沒錯，但那是理想的狀態下。
任意曲解影片內容，或是斷章取義，其實都是可能的，
因為作者已死，我們沒法子控制觀者的思想，只能「盡可能」做好而已。
(要是可以控制，那就有點像催眠，也類似宣傳片了阿！)
所以有很多人不喜歡紀錄片，他們認為紀錄片的真實根本就是假的，一點都不真。
我同意呀，因為影像本身就有「欺騙」的效果和本質了。
誠實比真實重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