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喜歡早起的我們,
為什麼能如此持續不斷,
彷彿消防隊員的清晨練習活動一樣?
這是愛護鄉土的心情在支持著我們。
在這條街道出生、成長的我們,
更希望今後也能一直繼續住在這條街上。
─ 矢部和男,《故鄉魅力俱樂部》,頁120。
(註一)
由於心底始終惦記著上一屆(2005)參加山形影展的美好經驗,它像個夢幻般的完美烏托邦懸掛在我的心裡。我對山形影展著迷,更產生了許多好奇和疑惑。這一次,我正是夾雜著這樣的心情出發,不僅僅去朝聖,也要找出答案。
山形影展的開幕依照「慣例」,在簡單的談話開場後,放映開幕片1935年的紀錄片《藏王山》與已逝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所拍的《牧野物語》。這兩部影片,都記錄了山形地區過往的歷史,而影展在每一屆的開幕典禮,必定都會放映與山形土地息息相關的影片,彷彿宣示著影展與當地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1989年山形影展的草創算起, 2007年正好是兩年一次的「第十屆」。因此除了競賽類的「國際競賽」與「亞洲新力」單元,觀摩類的「評審作品展」、「新日本紀錄片」(New Docs Japan)外,更特地規劃了「山形影片」(Film About Yamagata)、「科學劇院」
(註二)以及相當難得的「面對過往:德國紀錄片展」專題,其中包含著東德、西德的影片。
這樣的龐大規模,使得影片的總放映數量達到238部,比起上一屆(145)遠遠多了將近一百部。而競賽類的投件數則來自109個國家,共有1633部(國際競賽969部,亞洲新力664部)。十屆皆有成的山形影展,不禁令人想起發起人小川紳介所提的初衷:
山形影展的「亞洲的場所」,並不是單純尋找出資人的場所,而是我們把自己對電影的意志進行交流和交換的場所。我認為:比什麼都重要的,是要把它當成一個創造新力量和表現紀錄片的具體場所。這個場所是產生作品的契機,是個可以預見整個亞洲未來的快樂漩渦。而山形影展之所能歷久不衰,甚至越辦越好,不僅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紀錄片影展,更成為當地重要文化活動的關鍵原因,除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外,更重要的其實是民間團體的自發和積極爭取。
這兩者的關連性密不可分。正是由於在地的文化人士與人民的結合與全力相挺,表達出自己的聲音,形成一股強大力量,其意見直接地影響了公部門的決策。因而在經濟上,即便財政有困難,往年山形市政府都約籌措了影展預算裡的80%(總預算約為兩億五千萬日幣),也在文化部門裡設置了專門的影展課(科),全力協助影展的進行和籌備。更難以想像的是,在規劃影展節目時,早從第一屆的山形影展開始,就有著為數不少的在地居民是與工作人員們一起討論和決策的。
然而,簡約的從日本紀錄片的大事件裡,可以發現這股所謂在地(人民)力量的覺醒,是有脈絡、有跡可循的。像是著名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於1971年至1975年所拍攝的「水俁病」系列,正是因為日本經濟快速起飛,工業排放有機水銀污染水源,使得日本南部的居民得到了這種無法治癒的可怕病症,隨著病情擴散惡化,民眾因而不得不奮起,抗爭控訴,大聲吐露自己的心聲;同樣的,從1968年到1974年,這期間小川(紳介)攝製組的經典作品「三里塚」系列,則是農民捍衛自己的農地,反對政府興建成田機場的大規模抗爭運動…。
(註三)
不論是受害者運動、農民運動…等等,這些由民眾自發的抗爭運動於70年代在日本各角落不停地發生,反應了日本社會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所需面對的新課題,但極珍貴的是,大家同時也從過程中學習對話,建立起各種觀念。若把這些運動視為一顆顆深埋土地的種籽,那麼開花結果的,就是日本80年代所推行的「社區營造」行動:「人們發自內心,重新思考自己與土地的生活關係,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冀求與政府達成雙贏!」
山形影展的創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小川紳介帶領著團隊,在1974年從三里塚遷居日本最貧瘠的山形牧野村,十幾年以之為家,直到逝世(1992)為止,過著與農民一樣自給自足的生活,在研究稻米之餘同時拍攝紀錄片,反思日本歷史與文化。1989年,他鼓勵山形發展紀錄片傳統,籌劃山形影展,呼籲大家振興亞洲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