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生‧夢

每年的四月，瑞士依鄰日內瓦湖的著名觀光小鎮Nyon都會湧入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愛好者。小鎮裡飄揚的旗幟、林立的看板，上頭都標記著「真實影展」（Visions du Réel）的字樣。在為期一週的影展活動裡，四個放映廳內共將播放超過150部影片，還有十幾場關於紀錄片與影展的論壇，酒會、派對、表演、展覽……等，各種節目令人目不暇給。

自2008年起，台北電影節的「台北電影獎」的機制有了一些變化，往年象徵最高榮譽的不分類百萬首獎改為只有「劇情長片」可以角逐，然後也在「劇情長片」的增設許多過去所沒有的獎項，像是最佳編劇獎、最佳男女演員、最佳新人、美術、音樂、攝影…等技術獎項。

在相當艱苦的條件下，從2008年十月開始，一直到2009年的六月結束。轉眼間，新生一號出口紀錄片影展已經告一段落了。 
對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活動的結束對主辦者來說，似乎永遠都是一種精神上的解脫。但這次，當我從倦怠中試著回頭檢視影展時，這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影展已經默默地播放了25場紀錄片了呀，並且場場都邀請到相關人士參加映後座談，累積了超過六百位紀錄片觀眾的名單。當然，這份數字或許並不龐大，但卻代表著能量累積的開始，其中的一點一滴，在不知不覺中，早已成為生命記憶的一部份。

林木材（以下簡稱木）： 請問在影展中，包括觀摩、競賽單元，影片之所以能被評選進影展，通常是透過怎樣的評審機制？其中尤其關於初選委員（selection commitee）與初審評審（jury）之別為何，可否請您為我們解說一下。

※ 這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篇訪談，訪談的過程中非常愉快，也收穫良多，希望對大家也有幫助。原文刊於第五期紀工報專題【發行出版VS.紀錄片】。遠流智慧藏公司在2007至今，陸續出版了約16部紀錄片，以下是訪談內容。
訪問、整理／林木材

很不喜歡早起的我們，
為什麼能如此持續不斷，
彷彿消防隊員的清晨練習活動一樣？
這是愛護鄉土的心情在支持著我們。
在這條街道出生、成長的我們，
更希望今後也能一直繼續住在這條街上。

─ 矢部和男，《故鄉魅力俱樂部》，頁120。 （註一）

由於心底始終惦記著上一屆（2005）參加山形影展的美好經驗，它像個夢幻般的完美烏托邦懸掛在我的心裡。我對山形影展著迷，更產生了許多好奇和疑惑。這一次，我正是夾雜著這樣的心情出發，不僅僅去朝聖，也要找出答案。
山形影展的開幕依照「慣例」，在簡單的談話開場後，放映開幕片1935年的紀錄片《藏王山》與已逝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所拍的《牧野物語》。這兩部影片，都記錄了山形地區過往的歷史，而影展在每一屆的開幕典禮，必定都會放映與山形土地息息相關的影片，彷彿宣示著影展與當地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1989年山形影展的草創算起， 2007年正好是兩年一次的「第十屆」。因此除了競賽類的「國際競賽」與「亞洲新力」單元，觀摩類的「評審作品展」、「新日本紀錄片」（New Docs Japan）外，更特地規劃了「山形影片」（Film About Yamagata）、「科學劇院」 （註二）以及相當難得的「面對過往：德國紀錄片展」專題，其中包含著東德、西德的影片。
這樣的龐大規模，使得影片的總放映數量達到238部，比起上一屆（145）遠遠多了將近一百部。而競賽類的投件數則來自109個國家，共有1633部（國際競賽969部，亞洲新力664部）。十屆皆有成的山形影展，不禁令人想起發起人小川紳介所提的初衷：
山形影展的「亞洲的場所」，並不是單純尋找出資人的場所，而是我們把自己對電影的意志進行交流和交換的場所。我認為：比什麼都重要的，是要把它當成一個創造新力量和表現紀錄片的具體場所。這個場所是產生作品的契機，是個可以預見整個亞洲未來的快樂漩渦。而山形影展之所能歷久不衰，甚至越辦越好，不僅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紀錄片影展，更成為當地重要文化活動的關鍵原因，除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外，更重要的其實是民間團體的自發和積極爭取。
這兩者的關連性密不可分。正是由於在地的文化人士與人民的結合與全力相挺，表達出自己的聲音，形成一股強大力量，其意見直接地影響了公部門的決策。因而在經濟上，即便財政有困難，往年山形市政府都約籌措了影展預算裡的80%（總預算約為兩億五千萬日幣），也在文化部門裡設置了專門的影展課（科），全力協助影展的進行和籌備。更難以想像的是，在規劃影展節目時，早從第一屆的山形影展開始，就有著為數不少的在地居民是與工作人員們一起討論和決策的。
然而，簡約的從日本紀錄片的大事件裡，可以發現這股所謂在地（人民）力量的覺醒，是有脈絡、有跡可循的。像是著名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於1971年至1975年所拍攝的「水俁病」系列，正是因為日本經濟快速起飛，工業排放有機水銀污染水源，使得日本南部的居民得到了這種無法治癒的可怕病症，隨著病情擴散惡化，民眾因而不得不奮起，抗爭控訴，大聲吐露自己的心聲；同樣的，從1968年到1974年，這期間小川（紳介）攝製組的經典作品「三里塚」系列，則是農民捍衛自己的農地，反對政府興建成田機場的大規模抗爭運動…。 （註三）

不論是受害者運動、農民運動…等等，這些由民眾自發的抗爭運動於70年代在日本各角落不停地發生，反應了日本社會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所需面對的新課題，但極珍貴的是，大家同時也從過程中學習對話，建立起各種觀念。若把這些運動視為一顆顆深埋土地的種籽，那麼開花結果的，就是日本80年代所推行的「社區營造」行動：「人們發自內心，重新思考自己與土地的生活關係，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冀求與政府達成雙贏！」
山形影展的創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小川紳介帶領著團隊，在1974年從三里塚遷居日本最貧瘠的山形牧野村，十幾年以之為家，直到逝世（1992）為止，過著與農民一樣自給自足的生活，在研究稻米之餘同時拍攝紀錄片，反思日本歷史與文化。1989年，他鼓勵山形發展紀錄片傳統，籌劃山形影展，呼籲大家振興亞洲紀錄片。

如果說影展的某些規則和邏輯，是建立在公平、適性的原則下，譬如競賽辦法、獎金規章、評審機制，都在於給予每種不同類別的影片同等的尊重，影展本身不會因為特殊的意識型態去操控這一切，只是建立在對電影本質的認識和熱愛上（與活動傳統）。那麼，這也許可以被稱為一種對電影最大的尊重。（將心比心是最大的倫理）

文：蓮實重彦
翻譯：木材林

依稀記得七年多前，我們幾個在南部求學，並對電影有著共同興趣的朋友，每每相約要去看電影時，心底總會陷入一種哀淒：「為什麼我們想看的電影都只有台北才有…。」

身為一個南部的電影愛好者，記得參與第一屆高雄電影節時，心中那種期待與興奮，讓我在一整天的電影洗禮中從來不曾感到疲累與厭倦。即使那時是在設備、隔音皆有待提升的三多戲院，但諸多世界佳片已經我這個井蛙見識到了世界不同的風景，當下的我，非常滿足。